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拄一根拐杖 辦人民滿意的學校--人民政協報


發布日期:2018/11/16 16:48:24   瀏覽次數:  


——記江蘇漣水縣政協常委、金城外國語學校董事長劉伯曉
題記:
“一旦我們在世界上吸引了足夠的注意,在其中扮演一個角色,我們頓時就像一個球一樣滾動起來,而且從此再不停歇。”
——德國詩人海涅
“累累創傷,是生命給你的最好禮物———每個傷口都標示著前進的方向。”
——摘自19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曼·羅蘭所著《貝多芬傳》
當筆者采訪劉伯曉時,這兩句話不時在腦海中縈繞———苦痛與責任賦予了他許多種角色,正是這些角色,促使劉伯曉一刻不停地奔跑在民辦教育之路上,無怨無悔。
“后勤部長”劉伯曉
劉伯曉的腿腳不太好。
從小罹患小兒麻痹的他右腿比常人瘦弱了許多,走起路來身體會明顯向前傾斜,有些吃力。
但他很少拄拐杖。甚至,當有客人來訪時,他都會執意站起來迎接,臉上的熱情與執著令人無法拒絕。
“可能是因為腿不好的原因吧,我有時候會非常注意‘形象’。”劉伯曉笑著說,有一次去辦事,下樓的時候不小心一腳踏空從樓梯上摔了下來。渾身劇痛的劉伯曉竟然手一撐地瞬間站了起來,并且四下張望了一眼:“不想讓別人看到我狼狽的樣子。”
金城外國語學校是劉伯曉2005年一手創辦起來的,至今已經10多年。跟他交談,你得做好思想準備———因為話題很可能只有一個,就是他的學校,他的學生。
作為學校董事長,劉伯曉從一開始給自己的定位就是“后勤部長”———學校創立以來,許多事情都是他拖著不便的右腳親自跑下來的,包括從樓梯上摔下來那一次。個中辛苦,不足為外人道也。


劉伯曉是不幸的——因患小兒麻痹癥留下下肢殘疾,高中畢業時沒能如愿參加高考,畢業后做過赤腳醫生等不少苦活;


劉伯曉又是幸運的———雖然腿腳不太好,但上天給了他堅韌的性格與聰慧的頭腦。后來通過考試被縣城國營磚瓦廠錄用,由于表現出色,先后任城建系統后勤股長、辦公室主任、副經理、經理。下海后創辦了企業,成為了當地小有名氣的企業家。


漣水縣地處蘇北,經濟相對落后———113萬人口中青壯年勞動力有40多萬人,其中近30萬常年在外務工,大量留守兒童因此出現。


從小腿腳不好,他便見不得像他一樣有著這樣那樣不幸的人繼續受苦;


曾因肢殘不能參加高考,他便見不得那些有著這樣那樣困難的孩子沒有書讀。


于是,有了錢的劉伯曉似乎有些“不安分”了,他想辦一所學校,讓那些讀不起書的孩子們,特別是留守兒童有書讀。


“辦學校是一個造福子孫后代的事。所以,創辦學校之初我就告訴自己,要讓家長放心,讓孩子安心,讓社會滿意。”劉伯曉說,辦學校不是為了賺錢,因為做房地產比做學校賺錢容易多了;辦學校很難,但再難也要辦,因為任何人都無法直視孩子求學不得的目光。


即使是這樣,其中的困難、苦澀與代價還是超出了劉伯曉的想象。且不說審批的各種繁雜手續,也不說各種基礎建設,單就招生、師資、辦學、管理這些事情,其間的環節之多、責任之重,若沒有理想信念支撐,恐怕光想想就足以令人望而卻步了。


“靠墻墻會倒,靠娘娘會老。人這一輩子,唯有靠自己。”小時候,劉伯曉的父親就曾這樣告誡他。數十年來劉伯曉對此奉若圭臬,養成了要強的性格,“正是因為身體不好,更不能輕易求人。”他曾為了一個手續跑了相關部門六七趟都沒解決,要命的是,部門在六樓,且沒有電梯。當時縣委主要領導知道這個事情后,問他還有什么困難,他卻說:“沒啥困難。我只想把事情辦成。”


放著容易賺錢的企業不做,而是“自討苦吃”地去辦學校的劉伯曉一開始就有著“步履維艱”的覺悟。但現實是如此公平,公平得有時顯得殘酷——做好這個角色,其他角色恐怕便難以做好。


“10年來,我一步一步接近這個目標。但對家人,我欠得太多。”劉伯曉的心里裝了許多對家庭角色堪稱“失敗”的故事,而這些故事,成為這位“后勤部長”坎坷辦學之路的注腳。


2013年,劉伯曉82歲的父親因病去世。


“我理解你。學校比我更需要你。”已經消瘦見骨的父親彌留之際握著劉伯曉的手斷斷續續說了這么一句話,讓這位歷經艱辛不曾動搖的中年男人跪在床前,失聲痛哭。


那一年,是金城外國語學校申報三星級高中的關鍵之年,各項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哪一件事劉伯曉都需要關注、重視甚至親自去跑———因為申報成功與否事關學校發展、學生成才大計,他不得不投入全部身心。過度的勞累,讓劉伯曉深刻體會了當好“后勤部長”的不易——原本就羸弱的右腿出現了嚴重的反應,浮腫得比那條正常的左腿還要粗。醫生告誡他:“再不懂得愛惜,后半生連拐杖都沒的拄,只能坐輪椅了。”繁重的事務、加重的病痛,讓劉伯曉與父親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直到父親被確診為癌癥晚期。


因為學校的事情未能盡孝,是劉伯曉內心深處無法抹去的痛。但父親臨終前的那句話卻給了他繼續前行的莫大動力,讓他能有信念支撐著努力做好學校需要他扮演的各種角色。


付出總能得到回報——2015年4月,劉伯曉父親去世兩年后,金城外國語學校高質量通過江蘇省教育評估院的評估,成功晉升為“江蘇省三星級高中”,初步完成了10年發展規劃,為學校健康長遠發展奠定堅實基礎。2016年,學校本科達線率超過30%。金城外國語學校辦學以來,還榮獲全國優秀民辦學校、江蘇省模范民辦學校、江蘇省文明單位等各級各類榮譽百余項。


付出有時候也不需要回報———學校成立之初,劉伯曉就與董事會達成共識:最少10年內不求回報。不但如此,還要盡最大可能去幫助那些遇到困難的孩子讀好書、能成才。


這一幫,10年來就付出了6000多萬元,數以千計的困難學生受益。


除了學校董事長、自封的“后勤部長”,劉伯曉還是學校黨委書記。學校成立之初就成立了黨總支,并于2012年5月改設黨委,劉伯曉被選舉為黨委書記。


學校黨委副書記顏世躍說,在劉伯曉書記的帶領與重視下,黨建工作在學校各項工作中發揮著實實在在的作用———通過“四風”整治與“三愛”主題教育活動、群眾路線教育活動和“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學校黨員、教職員工隊伍建設不斷增強,學風、校風、教風明顯改善。


“如師如父”劉伯曉


“留守兒童學生多”是金城外國語學校的一大特色。


學校大門右側是“關愛留守兒童服務基地”:166個班8900名學生,50%以上來自留守家庭。


讓留守兒童有書念、念好書,也是學校之所以誕生的主要原因。因為劉伯曉堅信———“每一顆種子都會發芽”。


若孩子是稚嫩的種子,劉伯曉便是一位辛勤的園丁;若孩子是求知的學子,劉伯曉便是一位無私的老師;若孩子生活無依,劉伯曉便是一位萬能的父親……


2005年1月28日,劉伯曉在學校開工典禮上莊嚴承諾:對學生終身發展負責,辦人民滿意學校。


為了這句承諾,劉伯曉真的把學校當成了自己的家,用愛與責任默默地幫助著、影響著身邊的每一個人,如師如父。不止于學生,也包括老師。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父者,家長率教者,家之隆也。


為人師表,責任重大。因為肢殘而未能參加高考的劉伯曉深知自己的不足,為此,這些年來他利用節假日和晚上休息時間,完成了淮安教育學院政教專業和中山大學經濟管理專業四年本科函授。不僅如此,他還親自帶領教師到北京、南京、浙江、山東等地參觀學習;實施“青藍工程”,用經驗豐富的老師帶新教師,實現了教學經驗的傳幫帶……


2008年的一天,高三學生姜錦紅敲開了劉伯曉辦公室的門,遞上了一張退學申請——她父親剛被確診患上直腸癌,本來就困難的家庭雪上加霜,無力再供她上學了。


姜錦紅是金城學校第一批即將參加高考的學生。她的遭遇讓因身體原因沒能上大學的劉伯曉心頭一緊,二話沒說就帶著姜錦紅來到醫院,送上2000元慰問金后,他當著姜錦紅父母的面表示,不用擔心孩子上大學的費用,學校管了。姜錦紅母親哽咽不能語。


“上大學雖不是惟一成才的途徑,但不上大學則可能成為人生的缺憾。我不想我的學生有這樣的缺憾。”劉伯曉說。


10年來,像姜錦紅這樣得到學校資助的貧困學子超過萬人,學校付出的成本超6000萬元。每年,劉伯曉還會以個人名義資助20名學生,親自關心他們的學習、成長。


金城學校里的許多孩子家境是困難的,心理卻是要強的、敏感的。劉伯曉和老師們除了確保孩子們心無旁騖地學習之外,還想盡一切辦法讓孩子們覺得“自己沒什么不同”。


“同樣的青春,應有同樣的色彩。老師的行為會對學生產生巨大的影響。所以我們不強調特殊性,孩子正常成長的概率就會提高。”初中部三年級班主任朱宇雖然化學課教學壓力很大,每天還是堅持要找兩三名學生聊天,盡管確實很累,內心卻很充實。


若說孩子對于劉伯曉的感情更多的是喜愛與感激,老師們對于劉伯曉更多的則是尊敬。這種發自心底的尊敬讓老師們起而從之、起而效之,讓每一個人都成了愛的傳播者,讓金城學校成了愛的家園。


校內,每天早晨5:30,班主任要到崗;晚上要把所有學生送到宿舍,交給德育老師才能走。即使周末放假,學生到家后必須用家長的電話報平安。


校外,轟轟烈烈的“大家訪”活動要求每名帶班老師要聯系20個學生家庭,每個學期要家訪三次,詳盡了解家庭情況、家長訴求和學生情況。而且必須在課余時間完成,不能耽誤正常教學。


課上,學校倡導因材施教,開展分層教學,開設了不同的特色班;“校本化三主式102510教學法”在今年被淮安市確立為教學管理類規劃課題。


課外,老師們要輔導上百個學生社團,為孩子充分發揮自身潛能提供條件;組織每周一次的全校升國旗儀式、《感恩的心》手語操等團體活動,讓孩子們的心不斷接受愛的洗禮。


“工廠流水線允許有次品率,教育要追求零次品率。”劉伯曉說。


于是,每一位老師都感覺到了自己的變化。


孫凱2004年大學畢業,2006年進入學校,從一名普通老師做起,2012年轉做行政,在多個崗位歷練后,如今已是副校長了。“我們付出的多,但收獲的更多。”孫凱說,金城給年輕人提供的機會,讓他的同學們都很羨慕。“這是一個讓人成長的平臺,也是一個讓人驕傲的平臺。”


“有一天走在大街上,一個小伙子迎面走來,突然熱情地喊了我一聲‘徐老師’。我雖然叫不出他的名字,但真得很感動。”徐躍剛老師與劉伯曉一樣,有肢體殘疾。要比其他老師付出更多努力的他更能理解劉伯曉的感受:“我們都非常珍惜眼前的機會,也會從多角度考慮問題,做起事來也很注意顧及別人的感受,結果當然也容易讓大家接受。”


大愛無聲,水到渠成。


劉伯曉和他的老師們正是用愛與責任贏得了家長們的信任,也打造成了一個響當當的“三零”品牌:家長零投訴、學生零犯法、安全零事故。


而“三零”背后一個個感人至深的故事,如同愛的《一千零一夜》,在校園里無盡地流淌。


“政協委員”劉伯曉


“謝謝劉叔叔,我一定努力學習。劉叔叔,您也多注意身體!……”今年國慶節期間,劉伯曉接到了南京師范大學大一學生顧明廣發來的微信。


顧明廣不是金城學校的學生,卻也得到過劉伯曉的幫助。


今年8月中旬,兼任淮安市殘疾人聯合會主席團副主席、肢殘協會主席的劉伯曉在漣水殘聯見到了一位女“殘友”,正在為她外甥顧明廣今年考大學的費用犯愁:“他父母均是殘疾人,自己也沒什么收入,5600元的學費不知怎么辦。”


雖然不是金城外國語學校的學生,但劉伯曉還是決定資助顧明廣上大學。他拿出1萬元錢交給顧明廣,并且叮囑他,如果還有什么困難,一定要來找他。


除了殘聯的職務,劉伯曉還是漣水縣政協常委。這個角色,在劉伯曉的心中有著極為重要的位置———“通過政協委員的身份,可以為學生、為殘友、為家鄉父老做更多的事情。”每年的縣政協全會上,劉伯曉都會為殘疾人事業獻策、為民辦教育發展建言、為困難群眾呼吁;閉會期間,劉伯曉則會利用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調研,了解更多的基層情況。


2011年,劉伯曉在漣水縣政協全會期間提交了一件關于低保政策要做到應保盡保的提案,指出在實施困難救助和重殘救助過程中,漣水縣個別鄉鎮、村組存在“人情保”、“關系保”、“富人保”甚至應保未保等現象。


提案得到了縣委、縣政府的高度重視。當年4月初,縣民政、財政、殘聯等部門抽調128名工作人員組成城鄉低保核查工作組,分成32個小組進村入戶核查城鄉低保金、重殘補助金、重殘護理補貼金發放情況,將“人情保”、“關系戶”清除出網,建立起更加“順民心、合民意”的城鄉低保、重殘救助機制。


這件提案后來被評為當年縣政協優秀提案。


那些遭遇困難的群眾,也會經常找到他來解決一些具體問題。


“這條路修通了,我死也能閉眼了。”10月17日中午,漣水縣紅堯鎮普安村村民潘壽華拉著筆者的手,左手輕輕拭了拭眼角。


他身后的石碑上,“暢通路”三個大字清晰閃亮。


普安村一共有76戶村民,兩年前村民自費修完村內的路后,從村口到鄉里主干路之間還有近500米土路,已經沒有錢修了。今年74歲的潘壽華曾在村里擔任過會計、書記等職務,一直把這條路放在心頭。


“每家都要從這里走,一下雨,泥都要到膝蓋。”78歲的村民劉立凡對門口這條老路的歷史最清楚,邊說邊用手向筆者比劃著。


可是,要修路,錢從哪來?


一籌莫展之際,潘壽華想到了劉伯曉。“他們學校的辦公樓有26個臺階。”潘壽華至今還記得第一次找劉伯曉的情形,“我爬樓的時候手腳都用上了。”


潘壽華當時已經很難直起腰。今年年初,他被確診為肺癌晚期。也正因如此,他把修通這條路視為今生最后為村里做的一件大事。


這也讓劉伯曉感動不已。“作為政協委員,我們經常會反映各種社情民意,幫助解決問題。但是這條路,我們自己出錢,一定把它修好。”


4月1日,路通了。當鄉親們拿著家里的蔬菜、雞蛋往劉伯曉手里塞時,“我確實感到了政協委員的責任與光榮”。


被他人需要,是溫暖的;能幫助他人,是欣慰的。


不同的角色賦予劉伯曉不同的責任與擔當,不同的角色也讓他得到了收獲與滿足——


每年,看到學生被各個大學錄取,劉伯曉都會仔細記住那些大學和學生的名字;對于那些沒能考上大學,但通過自己的奮斗同樣能在社會上立足的學生,他同樣會為他們鼓掌、點贊。


“金城學校10多年來最大的財富,除了每年為國家培養的300多名本科大學生,還有那些懂得奮斗、知道感恩的孩子們,他們同樣是這個國家的未來!”劉伯曉說,人生只有一次。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都能有尊嚴地在社會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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